第5版(国内政治专页)
专栏：

　　爱国工商界的楷模
——沉痛悼念胡子昂同志
荣毅仁　孙孚凌　经叔平
１１月１９日下午胡子昂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机关大楼内一片肃静。人们久久不愿相信，子老那颗为了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顽强搏击了近一个世纪的心脏会永远停止跳动。他那宛若洪钟的嗓音、带有四川方言特有节奏的铿锵有力的话语，仍然萦绕在人们耳边。啊，子老，你的精神与全国工商界同在！
子老在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的诗作中曾写道：“适乎潮流，顺乎人心。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这诗句，表达了他对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们的敬仰，也正是他自己一生经历的写照。我们觉得，他是一个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顺应时代和历史潮流前进的人，他又是一个不尚空谈，讲求实干，一贯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的人。因此，他受到党和人民的敬重和信赖，也受到全国工商界的爱戴和推崇。
“实业救国”走不通，党的领导指新路
子老出生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的末期，目睹国家的内忧外患，面对军阀割据，国弱民穷，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现实，他与同时代的许多志士仁人一起，立下“实业救国”的志向。从本世纪３０年代起，子老创办了重庆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川康兴业公司、华康银行等一批企业。经过艰苦创业、惨淡经营，终于建成了一个以工矿业为主，包括金融、贸易在内的西南地区著名的企业集团。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支援抗战，发展钢铁企业，他申请政府贷款，官僚资本乘机染指，企业被搞得乌烟瘴气。抗战胜利以后，为支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的民族工商业急需政府扶持发展，而政府却取消了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他主持的中国兴业公司面临倒闭的危险，商请政府收购产品钢材，修建成渝铁路，遭到回绝；要求政府扶持续办，等来的却是停工清理资产、遣散员工的通知。他以极其愤慨的心情向报界发表谈话：“我个人从事工矿事业十余年。今天抗战胜利了，以为可以为国家经济建设多做些事情，而我却在替中国兴业公司‘治丧’（指停工清理），个中隐曲，令人痛心。”他苦闷、彷徨、抗争，最终是“实业救国”之梦的破灭。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深深吸引了子老。１９３８年，他在武汉结识了周恩来同志，深为其远见卓识和道德风范所折服。以后，在重庆又多次有机会倾听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形势，讲解党的建国方针和政策。他找到了党的领导，深切地感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能将中国引向光明的政治力量，从而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进而在党的影响下，投身爱国民主运动。
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坚定不移
１９４９年，子老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欢欣鼓舞地参加了开国大典。从此，他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宏图大业贡献全部才智。
重庆解放后，子老筹建了市工商联。他将自己经营企业的全部股票和部分房产无偿交给了国家，团结工商界同仁努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抗美援朝开始后，他的两个女儿参军奔赴朝鲜前线，他自己还担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三分团副团长，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官兵。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子老的心灵受到震撼。他感受到了在旧中国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国家独立、人民扬眉吐气的舒畅，感受到党把“一盘散沙”变为众志成城的伟大力量，更深刻地领悟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真谛。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子老组织工商界认真学习，耐心地说服、动员、推动工商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自己更坚定了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１９５６年，子老调到北京，襄助民建中央主委黄炎培和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开展工作，以后还担任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协作机构的负责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民建会、工商联的主要工作是推动工商界人士继续进步，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提高思想觉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各自的企业或工作岗位上发挥聪明才智，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子老协助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的主要领导人，认真调查研究，虚心听取意见，向会员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就公私合营后的公私共事关系、工商业者的安排使用、定息、工资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问题，向党和政府反映了意见和建议。民建会和工商联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子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工商联的实际工作中。他经常宣传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商界“要认清形势”“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增强了工商界“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子老在许多场合经常以亲身经历做新旧社会的对比。他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我们是爱国有心，报国无门，空怀壮志，徒呼奈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爱国报国的愿望才得以实现。他的话语情真意切，生动感人，至今忆来，宛若昨日。
从历尽艰难希望“实业救国”，到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这是子老人生旅途的一个飞跃，也是我们全国的民族工商界共同经历的一个飞跃。这中间，有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指引和影响，有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反面教育，有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引导和工人阶级的帮助，也有我们自己从爱国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追求。我们愿把这一份经历和体验，奉献给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
积极拥护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十年动乱结束后，子老已届高龄，他受党的委托主持全国工商联的恢复工作。当时，国家百业待兴，就统战系统来说，拨乱反正的任务也十分繁重。广大工商界人士深切盼望党对原工商业者政策的落实。子老深知落实政策对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也深切理解工商界人士的心情。１９７８年，他与工商联的几位领导人亲赴上海、江苏调查，倾听工商界的呼声，了解落实政策中的各种问题，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近３０次座谈会，接触工商界人士３００多人。时值盛夏酷暑，望着子老疲惫的脚步、汗湿的衣衫，许多人在感动之余又受到启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子老的爱国、报国之情愈发炽烈，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竭诚拥护，坚决执行。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同志会见子老和胡厥文、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等５位工商界代表人士，阐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计，就如何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征询意见。邓小平同志谆谆叮嘱我们，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工商界的人也要用起来。这次会见，给了我们极大鼓舞，也启发我们深入地思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我们工商界的同志应该怎样发挥作用，怎样贡献力量？子老以巨大的热情和魄力，带领全会同志，努力探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路子。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会上，子老受民建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的委托，作了题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共同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全国工商界和民建会员几十年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努力方向，表达了两会成员遵循党的基本践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强烈愿望。报告一经传达，就受到热烈拥护和响应，成为工商联的行动纲领，广泛流传并沿用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了全国工商界“第二次解放”，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迫切希望将过去经营工商企业的经验贡献出来，将手中的资金和海内外的各种关系利用起来，但是，许多同志已届老年，“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子老殚精竭智，多方奔走，努力将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需要与工商界的特点、实际结合起来，发挥工商联这个人民团体的作用，将工商界同志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组织起来。在他的主持下，经过全会同志的积极努力和探索，工商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在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协助发展集体经济、帮助安置待业青年就业、兴办企业、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建设、参与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发展同海外工商界人士和工商社团的联系和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全国工商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中，子老始终走在前面。１９７９年，他看到十年动乱造成国家经济停滞，引发日益严重的待业问题，焦急得常常坐卧不宁。在这一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期间，他联合８２位工商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的提案，积极献计献策，并发动各级工商联在这方面为国分忧。以后，工商联在协助政府安置待业青年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８０年代初，子老多次与民建中央主席胡厥文同志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报送有关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建议。例如：《关于设备维修和管理的建议》《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关于恢复传统食品，走出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食品工业的新路的建议》，等等。这些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许多内容都被有关部门采纳。
子老在港澳和海外工商界中也有很高威望和影响。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他以８３岁高龄，率领全国工商联代表团访问香港、澳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工商界组织的名义出访港澳的代表团。这次访问，拜访了老朋友，结交了新朋友，宣传了祖国的大好形势和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在港澳和东南亚的工商界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后，子老还于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５年两次率领全国工商联代表团访问香港、澳门，宣传了“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加强了大陆工商界与港澳工商界的交流和合作。此外，子老还在北京接待了大量港澳和海外工商社团和工商界人士的来访。
子老对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由衷地拥护，并且诚心诚意地做党的挚友、诤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完善坦诚进言。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召开统战工作会议，子老与胡厥文同志联名，就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再教育和听取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见等问题提出了意见。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整党问题听取意见，子老在会上发言表示，整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大事，也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我们要以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讲真理，不讲面子。１９８６年夏季，针对“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爱国统一战线出现的新情况、新格局，子老与胡厥文同志联名，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的意见》，提出必须坚持一个领导核心，同时通过改善领导来加强领导。同年，在纪念“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３０周年座谈会上，子老发言，希望互相监督从内容和形式、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有所发展，并逐步制度化，充分表现了他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情怀和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子老长期担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领导职务，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主任委员，第五届主席，是全国工商联德高望重的领导人。１９８８年４月，子老鉴于自己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好，主动辞去全国工商联主席职务，被推举为名誉主席。他虽年逾九旬，仍然殷殷关心会的工作，不断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１０余年间，子老极大地焕发了革命青春，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干劲，为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而忘我工作。新时期工商联的工作获得社会的广泛赞誉，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子老是功不可没的。暮年逢盛世，子老的爱国之心老而弥坚，子老的报国之情名垂史册。他不愧为爱国工商界的楷模。